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刘同华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出自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是：苻坚召见高泰，悦之，问以为治之本。对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坚曰：“可谓辞简而理博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前秦苻坚召见高泰，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高泰回答：治国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在于慎重推荐，慎重推荐在于考察真实能力，如果每个官位得到了合适人选，国家一定能够治理好。
苻坚任用了当时的名臣王猛，王猛也做到了鞠躬尽瘁。王猛成长于兵荒马乱中，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为人谨严庄重、胸怀大志。王猛帮助苻坚创立了荐举赏罚制度和官吏考核的新标准，有效提高了前秦官员的才干，“才尽其用、官称其职”的局面日益形成，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也为之一变，养廉知耻、劝业进学之风日盛。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王猛：“瑰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并有王佐之才”。 中国古人早就明白治国之要首先在于任用人才。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有周王宴会群臣宾客时的一篇《鹿鸣》，就讲身边都是品德高尚的贤能之士，所以事业才能壮大，“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先秦时期，用人方面极具典型意义的是齐桓公。齐桓公原想任命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而管仲以前曾带兵截击齐桓公，并用箭射中了他的带钩，应该说二人是有嫌隙的。但是听了鲍叔牙的大力推荐，齐桓公决定冰释前嫌，起用管仲为相。果然，管仲不负所望，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自己也获得“春秋第一相”之誉。《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欧阳修在宋代是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位列“唐宋八大家”。他在一篇《乞补馆职札子》中提出治国理政需要大量人才。在这篇文章里，欧阳修论述了“勤劳夙夜、以办集为公者”的材能之士，可以“与之谋虑天下之事”的儒学之臣，指出以材能之士分别处理各项政务，以儒学之臣“决疑定策、论道经邦”，则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对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选人用人至关重要，把好政治关则排在选人用人诸多标准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归根结底与在推进社会革命中不断注重自我革命、养成众多优良传统有关。其中，注重讲政治、把好政治关就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
1921年，党的一大就明确表示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目的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可见，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鲜明表明了自身的政治纲领。井冈山时期，工农红军“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1929年的古田会议以“思想建军、政治建军”著称，毛泽东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不是单纯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还把“政治观念没有错误”作为新党员入党的重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醒广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各级干部要讲政治，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1986年8月，邓小平提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的重要观点。在包括选人用人在内的各项工作中把好政治关，贯穿党的整个历史。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
政治上清醒才能行动上自觉，政治上坚定才能经得起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这不仅深刻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地位和作用，更为选人用人等各项工作树立起鲜明的政治导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特别是政治修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显著增强，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造就一批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自觉主动对标党的政治建设要求，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并贯穿到思想淬炼、党性修炼、政治历练和实践锻炼全过程，有效抵御各种诱惑和各类风险，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